不以为耻只是不认为这是自己不应做之事，而此乃人想到自己——自己的行为或身份——时可能会有的一种情感，并不必然涉及面对他人，羞这种情感则始终涉及他人实际的或想象的在场。
此乃得士则昌，失士则亡之秋也。这种明既是一种外显状态，也是一种内在能力。
就诚者和自诚明而言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自内而外的指向性。《孔丛子·杂训》中孟子问子思牧民之道何先，子思曰先利之，这段记载虽然未必属实，但至少也反映了文本作者对子思之学重民之利的一种认识和肯定。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《中庸》和《五行》的尊贤思想，以确证上述思路。除了知人的可能性，子思还讨论了如何知人的问题。与诚明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与人相知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样，中和学说也与此问题直接相关。
席盘林：《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》，《齐鲁学刊》2002年第1期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子思对当时的天下大势有如下判断：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，竞招英雄以自辅翼。钱穆在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开端围绕中国宗教揭示此一文明系统的大义区分，不仅仅是在学术学科的意义上强调宗教价值。
礼教是大群共通之道，蕴涵现世的普遍交往规则，同时可以包容特殊的外向超越型宗教。中国的现代道路，不可能尾随依附任何外国。西方古代宗教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多生成于西亚北非地理条件单一的环境，多为这种自然条理对应的一神教系统。 亨廷顿在其学术生命晚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，对晚近三十年来的世界秩序变迁可谓影响深远。
在政教模式上，基督教促成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关系，上帝与恺撒畛域分离是基本精神。在这个延长线上，极权政治只是把个人权力的自由伸舒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象征化，是西方政教的情绪化世俗版本。
17钱穆：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，第19页。白彤东：《谁之天下?——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评估》，《社会科学家》2018年第12期。国与国纷争歧异不已，国内族群和阶级斗争不已。世界文明的演变，既可能是美国的中国化，也可能是中国的美国化，但都应该向道转化。
美国立国，实则体现出欧美文明的文明性质。这种对应，如果按照严格的西学分科，很难理解。亨廷顿命题基于美国国家利益，一方面主张从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线撤出，以文明类型的思维视野甄辨敌友，指示出西方欧美文明国家与伊斯兰文明、儒教文明的潜在冲突，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国内强调夯实盎格鲁—萨克逊民族的新教信仰传统，克制文化多元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剥蚀，预防文明冲突内转化。这是领导与支配近代世界文化的一个最独特的面貌，一种最主要的精神[30]。
基督教和佛教要求超越物质经济和政治礼俗，连累自身在精神阶层中不稳定大概邓析《竹刑》较子产《刑书》为优，后来的郑国执政驷歂采用了邓析《竹刑》。
第一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根据著作对诸子分家，那么没有作品流传的思想家便不在其中。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，而潜御群臣者也。
他的儿子司马迁也没有采用法家概念。按照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邓析、尹文为名家。学界有种普遍的说法，认为韩非主张法、术、势并用。不仅如此，邓析还私下制作了《竹刑》。但它们还达不到杂家标准——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杂家的定义是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。吴起只有兵法著作《吴起》流传，故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不属于诸子，而属于与之并列的兵家。
及刻者为之，则无教化，去仁爱，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，至于残害至亲，伤恩薄厚。一些有思想的政治家生前无著述，死后亦无弟子记述，但他们可被视为广义的思想家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。我们如果追求对诸子的精准分类，不妨考虑将申不害移出法家，将之归入术家。
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职不得相踰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（同上）但是法并非主要治国手段，不宜归入法家。
它们有明确的主张法治的观点，如《明法》认为：先王之治国也，不淫意于法之外，不为惠于法之内也。前者治理百姓，后者驾驭群臣。李悝变法，制定《法经》。法家在诸子中是一个特殊的学派，早期法家人物几乎都是政治家。
第二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难以对思想独特的著作、思想家进行分类。这是因为，法家之所以为法家，还有更为根本的依据。
宋代以降，学界逐渐认识到《管子》非管仲所作，亦非出自一家一派之手，其中包含了道家、法家、儒家、阴阳家、轻重家等学派作品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先界定法家的内涵，然后根据内涵确定外延，于是将李悝、商鞅等人及相关作品划入法家。
事实上，先秦并无法家学派之类的说法，商鞅、韩非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家——法家是后世建构起来的学派概念。长期以来，《管子》被视为管仲作品。
如果从以法令作为主要治国手段的标准来审视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法家名单，就会发现这个名单有需要调整和完善的地方。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，再如释法术而任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。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下》）由此可见，邓析、尹文兼有名家、法家双重性质。（作者：贾坤鹏，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） 进入专题： 法家 。
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）也有关于法的论述，如万事皆归于一，百度皆准于法。事实上，韩非主张法、术并用，比如人主之大物，非法则术也。
因而，司马谈提出的法家定义才是最具有根本性的。我们应该从司马谈提出的法家定义出发，划分法家人物、作品，而非直接采纳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法家的划分。
子产无著述，吴起仅有兵法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是目录学作品，故无法将他们收进诸子、归入法家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说：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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